重逢羅大佑

一般三十歲的人多半發覺自己十三歲時的偶像很愚蠢，但我沒有。

感謝羅大佑。

台灣大選前一天，民生報刊出一篇報導，題為「選前最後一夜聽羅大佑」，台灣記者王祖壽這樣形容羅大佑上周在紅館的演唱會如何打動在場台灣聽眾的內心：「潸然淚下的不只是大明星，不只是同樣去國多年的遊子，還有像我們這樣生在這裡、長在這裡，明明有著與生俱來的認同，卻在每一次選戰中飽受政客撕裂族群的人。」羅大佑的作品，如《亞細亞的孤兒》、如《彈唱詞》，「彷如一頁悲歌，不同的年代，卻有著一樣的共鳴」。而羅大佑在演唱會尾聲唱出的《明天會更好》更令這位記者罕見地在這篇影劇版的報導中，激動呼籲讀者：「在選前最後一夜，讓我們重新咀嚼羅大佑的歌，想想過去的四年，你過得比較好嗎？投下任何一票之前，請捫心自問，我們的明天會更好嗎？」

結果，就在那天下午，正當很多人重新開始期望台灣的明天會更好的時候，台南傳來了在瞬間改變台灣命運的槍擊事件。已無法趕回台北投票的我，痛心之餘，在香港家中當真聽起羅大佑1984年發行的第三張專輯《家》。在非常陌生的心情裏，聽羅大佑再熟悉不過的聲音唱出：「如果沒有繽紛的色彩只有分明的黑白，這樣的事情它應該不應該？拿一枝鉛筆畫一個真理，那是個什麼樣的字？那是我所不能瞭解的事。」在演唱會中並沒有落淚的我終於紅了眼眶。

而你相信嗎？當年那首諷刺台北塞車淹水、高雄治安不靖、嘲弄意味十足的《超級市民》，居然真的是這樣唱的：「於是我們歡呼：親愛的高雄市民，威風的高雄市， 槍聲一響齊步走，大家團結一條心！」

羅大佑預言再次成真，在恰恰二十年之後。

我不得不再次回想起這麼多年來，羅大佑的歌是如何陪著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成長。

就從上周末在紅館的那個晚上說起吧。那天，帶著許多記憶的我來到紅磡，我來尋找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卅一日在台北中華體育館辦了告別演唱會「最後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後便沒有真正回來過的羅大佑。

在《京城夜》的詭密樂聲中，我當年遍尋不著並以為從此也無法再找的羅大佑重現眼前，還沒唱一句歌、說半個字，情緒沸騰。黑暗中光影交錯，急轉直下的電吉他迸發驚人能量，感官昏眩，從《愛人同志》唱回《戀曲1990》、《之乎者也》與《鹿港小鎮》，二十年的時光瞬間壓縮，記憶排山倒海而來，我彷彿重回當年中華體育館的那個夜晚。

在一九八四年那場轟轟烈烈的告別演唱會之後，羅大佑以決絶的姿態遠走紐約。在此後長達數年的時間裏，我極其認真地崇拜著這個忽然消失並且可能永遠不會再回來的偶像。而唯一能作的，卻只是翻來覆去地聆聽他的四張專輯。沒過多久，我不知不覺熟記了每首曲子的歌詞、旋律、配樂、口白、前後順序，以及專輯內頁上的一字一句。我甚至曾在夢中「聽」過一場他的演唱會。

那樣漫長的等待，對一個少年來說，其實可以是非常令人沮喪的。但他音樂的神祕力量，卻讓我在某種幾乎是必然的狀態下一直保有那份堅持。

這樣過了好幾年，終於有一天，偶像穿著白衣從紐約回來。我揹著書包到新公園、體育場、國父紀念館參加所有和他扯得上關係的活動，我聽他的演講，讀他寫的書，看他配樂的電影。但是，卻仍然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我此生還能再聽他唱一次現場的《將進酒》，不僅因為中華體育館燒掉以後再也沒有重建，流行音樂市場的品味也已悄悄改變。當去國多年的我再回到台灣的時候，總統府前的廣場辦起歡樂的跨年晚會，卻似乎再也沒有誰唱出令人感動的歌。

後來其實我也有好一段時間沒有再聽羅大佑了。儘管他的歌聲曾是成長過程中最深刻的記憶，但就像其他許多和青春有關的事一樣，無論你情不情願，它們總在不知不覺間遁入背景。直到2000年秋天，大陸當局對羅大佑解禁，他在上海舉辦十七年來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演出空前成功。一則「羅大佑聲動神州」的報導，使我心情再次激動起來。

「等遍了千年終於見你到達，等到青絲終於也見了白髮，倘若能摸撫你的雙手面頰，此生終也不算虛假。」這是《戀曲2000》的歌詞，也是坐滿八萬人的上海體育場觀眾席上拉起的布條。上海之後，羅大佑現身杭州、昆明、南昌、深圳、西安、南京、北京、廣州。然後，他來到香港。

因緣際會，整整二十年之後，我在香港再次見到羅大佑。在這樣的一場重逢之中，時間變了，地點變了，歡呼的人也變了；但是，羅大佑仍在台上，我仍在台下，卻又好像一切都未曾改變。在吵雜的背景裏，我清楚聽到了每一句熟悉的歌。

仍是他彈著鋼琴獨唱的《穿過你的黑髮的我的手》和《是否》，以及幾千個聲音輕輕合唱的《光陰的故事》和《東方之珠》。

令我感到驚奇的是，經過了這麼多年，羅大佑的音樂對我而言仍然充滿著意義。而且，我並不孤單。當身旁的中年婦女淚流滿面，我知道他也唱進了香港人的內心。

而在南京那一站，五臺山體育館內爆滿，館外四周則圍著許多不得其門而入的人，在低溫的雨夜裏，撐著傘，挨在窗台上，隔著全是霧氣的玻璃聽歌。我能了解他們的心情。

與南京館外痴立雨中的觀眾相比，也很壯烈的是深圳那場據信是史上降雨量最大的演唱會。當晚大雨傾盆，雷電交加，在雨衣、雨傘都失效的情況下，全身濕透的觀眾進入全然忘我的境界。好多人拭去臉上的雨水，卻噙著淚水大聲唱出「轟隆隆的雷雨聲在我的窗前…生命終究難捨藍藍的白雲天」。我不覺得奇怪。

還有人這樣形容：「2000年9月8日八萬人的上海體育場，架設起了一個巨大的青春祭壇，任往事紛飛。」說得真好。在這個從不鼓勵人們回頭的年代，對美好青春的回憶、對往日時光的懷念，仍然令人難以抗拒。

在每一站，羅大佑用歌聲觸發聽眾真誠強烈的情緒。但是，到底是什麼，讓上海、深圳、南京以及香港的這些個夜晚具有如此深刻的意義？

早在八十年代，羅大佑接受訪問時曾說：「幾十年以後，也許很多大樓都已經不在了，但是，我相信那時還有人在唱我的歌。」果真，在紐約世貿大樓倒塌之後，本色未嘗稍改的羅大佑仍在台上聲嘶力竭唱著寫於民國七十二年的《現象七十二變》：「道貌岸然掛在你的臉上，滿臉是裝腔作勢一表仁慈，倚老賣老告訴大家，你是可敬的忠貞不二愛國份子」。

讓人驚訝的是他的歌永遠具有的時代意義，無論此岸、彼岸；也無論當年、當下。無怪羅大佑某些歌曲竟能在兩岸先後被禁。而無論是度過九七回歸的香港人，或是面對選情變局的台灣人，語言不同，背景相異，我們同樣在羅大佑的歌聲裏尋著安慰。

羅大佑1987年來到香港之後，他的創作視野隨之擴展。像《皇后大道東》這樣的作品對於一般台灣聽眾來說，其實不免是陌生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直要等到我自己也移居香港之後，我才真正了解那首歌是如何準確地緊扣住這個城市的脈動。

而《東方之珠》亦是如此。每當我駐足維港，想到香港的歷史及未來，總會因為這首歌而加倍感動。這回能聽見羅大佑帶領全場香港觀眾合唱「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淚珠彷彿都說出你的尊嚴，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絕對是我這趟香港之旅的經典時刻。

我這才發現，崇拜這樣的一個偶像，他的速度可能是你永遠追趕不上的，但也因此永遠不會令你失望、或尷尬。一般三十歲的人多半發覺自己十三歲時的偶像很愚蠢，但我沒有。

有人說羅大佑和鮑伯狄倫有不少相似之處。的確，我也曾試著把鮑伯狄倫當成羅大佑的替代品。他們可以共享的帽子有好多頂，包括預言家、抗議歌手、社會良心、搖滾教父，以及，我覺得比較貼切的，音樂詩人。

若說到對台灣的影響，我想我會把羅大佑和龍應台擺在一起。在那個單調沈悶的年代裏，他們以真誠的勇氣和充滿情緒的作品，在年輕人心中打開通往另一個時代的大門。

演唱會接近尾聲，羅大佑唱起為去年遭逢大難的香港所寫的新歌。滄桑而溫暖的曲調中，我聽見：「守望不知名患難的伴侶」。

最終，我相信，會是羅大佑的溫情與慈悲使他不朽。

這樣的溫情與慈悲，從《鹿港小鎮》到《東方之珠》，從台北、紐約，到香港、大陸，一直都在。

這樣的溫情與慈悲，跟隨歌聲，穿透靈魂，跨越時間和空間，成為永遠的存在。

未落的樂音一轉，竟是多年未聞但熟悉依舊的《明天會更好》，高亢的合唱聲中，大螢幕投影分別停格在兩岸三地的畫面上，也許有人會作政治性的解讀，對我來說，這就是羅大佑式的溫情與祝福。

在餘音中，我隨人群走出紅館，在這繁華的香港之夜，燈火閃爍的維多利亞港邊，我想起台灣，想起再也回不去的那個年代，想起，用羅大佑的話說，那個我們曾經共同緊握而不自知的青春。

演唱會結束僅僅一周，回望台灣，卻再也無法那樣平靜。關於被撕裂的社會，被拋棄的原則，被踐踏的夢想，關於未來所有的不可知，在一切無解的此刻，我告訴台灣的朋友：如果心痛的話，就聽羅大佑吧。明天會不會更好？沒有人知道。我只盼望，當羅大佑在四月終於再回到闊別二十年的台灣演唱的時候，在光陰的故事裏，終究是故鄉的土地上，你我能夠再次相信美好並找到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原載明報世紀版D8, 2004.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