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我第一次逃難了。
2003 年 SARS 期間我在香港，已經非常完整經歷過「不回來怕染病，回來怕隔離，回來後怕歧視」的避疫流亡三部曲。
那次回台後，每天早上起床都輕易感受到重生的幸福。
這次的心情卻複雜得多。
是一大坨摻雜著悲傷與歡喜、運氣與歉意、驚慌與鬆了一口氣，以及願意與不願意的情緒。
或許，這一切發生得太突然，以致於我在心裏還無法決定這次發生在中年期的「逃難」在深層的意義上是不是一種離去，以及，算不算一種回來。
作為一個所謂的 globalist，我走得夠遠了嗎？
上星期在嘉義爬了一座小山，起初以為難度不高，出發後才發現坡度甚陡，而且是我最怕的相連到天邊的階梯式步道。上到第一座涼亭已經汗流浹背，再努力向上到第二座涼亭時已氣喘吁吁，這時才知道竟還有第三座涼亭。本來決定不勉強自己，但同伴傳訊說再十分鐘就到山頂了。靠著這份情報，以及貫徹始終的意志力，本人最後成功登頂。雖然那天雲霧太濃，沒看到什麼，卻有滿滿的成就感。（這段好像小學生作文！）
我想香港就是我的第一座涼亭，美國是第二座，不知道還有沒有第三座涼亭，也沒有同伴傳簡訊來鼓勵。
心底其實並不那麼在意登不登頂的我，只想休息一會兒，欣賞眼下風光，誰知此時忽然出現一隻猛虎（還是毒蛇？），於是我連滾帶爬回到山腳下。
一直追求著某種平衡，並期望倚仗良好平衡感進入人生下半場的我，正是以這樣一個完全沒有美感可言的姿態，在「萬萬沒想到」的情況下倉皇回到台灣。
在三月十七日的晨光中，戴著口罩的我把行李推進台北家門，瞥見陽台那株一月時含苞待放的蝴蝶蘭仍開著美麗花朵。
它們深深安慰了我。
接下來是十四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期，我一步都沒走出家門。
早上起床關注美國疫情，處理學校郵件，問候學生和朋友。下午就看防疫中心記者會，以為不會再想看的電視新聞台又轉來轉去，非常不喜歡的臉書更是滑個不停。看到哪個同事作了檢測，誰的朋友病故了，春假後多少大學生確診，觸目驚心。
紐約、義大利、西班牙、英國。世界在眼前崩解。
沒過多久，美國也宣布居家防疫了。但你同時知道，這社會有很多人禁不起這樣的防疫措施。
四月開始午夜場線上教學。跟學生以 Zoom 重新相見時，我們之間隔著半個地球、兩個螢幕，13個小時的時差，以及我心裏如此明顯的一層「恍如隔世」的歡欣與悲傷。
線上的第一堂課，左思右想之後，直球對決，講春假前因為大陸和歐洲疫情影響令人欲言又止的 globalization。以前可以輕鬆帶過的題目，這次花了大半天備課，因為連自己都充滿懷疑。還好 Melinda Gates 說了句： “We haven’t recognized as a global community that we are a global community.” 讓我當作結語。那天，台灣剛好捐給德州十萬個口罩。
學期結束之後，鬆了好大一口氣。生無可戀的自閉狀態也跟著解除。
台灣的情況越來越好。美國卻不斷傳來壞消息—不光是疫情，而是整個社會進入一種不可思議而且無可救藥的迷幻狀態。
於是，我只能把美國的人生懸在半空中。在諾亞方舟上，過起了沒有明天的（好）日子。
朋友們都說我早早回台的決定很明智，但我知道我只是非常、非常幸運而已。
看到老师/学姐一切安好就好。蝴蝶兰好美，不得不叹一句蕙质兰心（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总之让人看得很心安，仿佛在欢迎你回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