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研究所時代起就建立了一套有條不紊的檔案系統,每門課各有其文件夾,一個蘿蔔一個坑,簡單整齊又方便。
開始教書後,學校提供又新又大的檔案櫃,文件也快速累積。舉凡授課大綱、學生名單、教學用的投影片、 講義、作業、考卷,乃至教學評鑑、會議記錄、評審過的論文,日復一日全部留存在越來越多的檔案夾裏。
文件分類歸檔一點都不好玩,但我深信:這些東西來日必會派上用場 。
的確,每當再教同一科目時,就會拿出上一學期的相關文件作為參考。只是,光陰似箭,有些科目已上了十幾年,本來教的是「網路科技」,留存的資料卻已夠開一門「網路科技史」。又或者,香港時期使用的教材,到了美國其實已沒啥用武之地,但世事難料,要是哪天蘋果日報污染了全球呢?
每學期的學生名單,於我,更有重於泰山。雖然,教授記得的學生遠不如沒印象的多(就算想得起來也不盡是美好回憶),但我總覺得,在遙遠未來的某一天,他們其中若有人忽然得了諾貝爾奬,我至少可以翻出當年點名用的那張有照片的泛黃名單,證明我在某年某學期某堂課曾教過這位弟子。屆時我便可以告訴自己:有教無淚的課堂生涯原來不只是一場夢。因此,在不可追的過去與不可期的未來之間,這名單是我唯一所有。
此外,作為一位尚未升等的教授,你隨時隨地要為證明自己作準備。所有教學生涯中留下的蛛絲馬跡:有你名字的會議紀錄、來自期刊的感謝函、學生替教授打分數的評鑑表(上有美言金句的更要珍藏),這一切,在那個關鍵時刻來臨時,都可能成為呈堂供證,白紙黑字強而有力地證明你曾交瘁的心力以及沒功勞也有苦勞的貢獻。
沒想到,我這助理教授一當就當了十三年。這些日漸臃腫的檔案也就跟著(日漸臃腫的)主人多次大江大海、翻山越嶺。其間又加入四十幾篇論文的參考資料。在我遞交升等文件前夕,三個檔案櫃與兩個書架皆已大爆滿。
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那個節骨眼,全系大搬家,還要我們自己打包。每位教授分到七個不算小的方形塑膠桶,我比別人硬是多追加了十個紙箱才把所有依以上定義還不能丟的東西塞進去。一共十七箱物件,來到了我位在新大樓的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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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如梭,時間快轉到兩年後的現在。
說來連自己都不敢相信──那十個紙箱,目前還有九個靜靜坐在檔案櫃上。(那七個大塑膠桶由於限期歸還,很快就清空了。)除了未上牆的海報照片獎狀,地上還堆著兩年來新增加的學生作業。
事情是這樣的:本院對新大樓呵護有加,不准教授自己往牆上釘畫,得要事先預約,請一組工人來掛,但我真的沒那麼閒,於是海報照片獎狀就全待在地上。
更重要的是,升等這事曠日廢時,從提交申請到三級審查,需時一年以上。在確認通過之前,我當然得像中華民國的部長們一樣「作好隨時走人」的準備,不該冒然開箱。
這樣過了一年。
升等成功之後,本該好好整理環境,我卻一時不察答應別人寫一本書,忙得不可開交。
這樣又過了另外一年。
兩年以來,每次走進辦公室, 都不想待太久(雖然我也想不起來哪個辦公室曾讓我想久待過),除了它春夏秋冬恒溫攝氏20度(華氏66)根本不適合非肥胖者逗留的這個生理原因,那堆醜陋的紙箱(以及其中琳瑯滿目的文件)也已然演變為不小的心理障礙。
其實我多次試著把紙箱們的蓋子打開,取出幾個檔案夾,端詳其中的一份份文件,評估它們來日還能派上用場的可能性,再把功成身退的那些分為單面有字與雙面皆有字兩種,前者可進入印表機再使用(要把釘書針拔下來),後者則進入廢紙回收桶(如果是香港時期的就好辦多了,因為 A4 紙在美國不用)。這件事的進度非常緩慢,因為我通常不是陷入回憶就是開始想像自己有一天會寫回憶錄。然後過不了多久,身體本能就會催我快快逃離這個低溫20度的大冰箱。
講了半天,我其實到現在還不知道到底要如何有效率地清理我的辦公室。
最近看到一本書,大意是,人只活在當下,過去和未來都是虛幻的,只會帶來煩惱。可不是嗎?所以,我決定忘掉那位可能會得諾貝爾奬的學生,認真地 de-clutter。
值得慶幸的是,我的書寫完了,也把家中的書房整理好。身心舒暢。
至於回憶錄,我還是想寫。誰叫人生這麼荒謬又好笑呢?
箱子
關於掛畫:
我在搬進新辦公室兩年半後的某個早晨,終於下了決心上網預約工人幫我掛畫。
不到幾分鐘,Building Manager email 回覆:「本院已不再提供掛畫服務,有需要請自便。」
所以一切回到原點:「靠自己。」